产业发展别忽视三大因素

　　《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》为我国建设汽车强国提供了框架与指引。我国汽车产业将在工业化中后期的工业强基支撑、对外开放融合中，提升核心竞争力，实现与全球汽车产业的共同发展进化。为生存而发展的动力，将推动我国汽车企业持续创新、追求卓越。目前汽车产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，也将在产业的灵活性、韧性和开放性中，通过自我调整和快速变化得到解决。

　　尽管如此，我国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类似于英特尔前总裁安迪·格鲁夫所称的“十倍速变化”因素，可能会对汽车强国进程产生重大影响。对这些因素关注不够、处置不当，就有可能在强国建设中出现短视、低效，甚至反效果的战略或战术，影响汽车产业的发展轨迹。

　　第一个是人口因素，它将对从2017年开始的未来十年汽车需求产生负面冲击。美国企业研究所认为，专家们对经济的一致预测都会出现重大失误，而相对经济、政治和有关未来的预言，长期的人口形势预测拥有强大内在优势。从2017年开始的未来十年，1991年～2000年的生育低潮出生的1.59亿“90后”（目前17～26岁）开始步入购车黄金年龄，1981年～1990年的第三次生育高潮出生的2.28亿“80后”（目前27～36岁）在大部分完成了第一次购车后新的购车需求减少，而1962年～1971年第二次生育高潮出生的2.5亿人口（目前46～55岁）的购车需求在消失。“90后”将成为未来十年的购车主力，两次人口高峰所导致的汽车需求逐渐消弱，且第二次、第三次人口高峰分别比“90后”多57.2％和43.3％，这将导致汽车市场需求下滑。

　　人类的直线思维模式难以理解指数函数，预测时宁愿相信原有趋势会持续下去，这就容易导致我们对前景过于乐观，当困难来临时准备不足。忽视人口因素，或将导致汽车企业的决策最终形成合成谬误。

　　第二个因素是对新一轮汽车技术革命的理解，这可能关系到我国汽车强国建设的成败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日本、美国虽然同时看到了计算机技术变革的机遇，但日本通产省在计算机技术发展方向上判断失误，导致错失迄今最大的产业发展机遇。国际金融危机以来，技术创新对汽车产业的颠覆性越来越明显，目前以新能源汽车、智能网联汽车等为代表的汽车技术革命，不仅对传统汽车企业形成了较大的冲击，改变了汽车产业的发展业态，而且还吸引了一批新兴的汽车产业参与者。汽车产业新一轮科技创新方兴未艾，其不是来源于逻辑，而是来自于生存本身，是在不断的试错中产生，具有跳跃性，对方向的预测受制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，充满诸多未知的未知。

　　在我国建设汽车强国过程中，不仅需正视汽车技术规划对进程的重大影响，而且在思想和行动上要有新思维和新方式。只有跨越狭隘视野，根据技术进步的特性，在对前沿技术把握上明确政府和企业职责，避免过度干预，支持多样性，鼓励试错，从而使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环境能适应汽车技术进步的进化模式。

　　第三个因素是外资政策，这有可能成为影响我国建设汽车强国的重要变量。汽车产业外商投资政策的改变，可能导致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变化，干扰汽车强国建设的轨迹。有关汽车产业利用外资政策的各种讨论曾甚嚣尘上，但却忽视了后发汽车强国之所以放开外资，都是受国际压力所迫。如日本汽车产业由于日美汽车贸易摩擦，经谈判于1973年被迫放开汽车产业外资股比限制；韩国汽车产业股比放开则是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，作为接受IMF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）的200亿美元紧急救援时所附加的苛刻条件。

　　在一定程度上，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是一部合资合作史，对外资准入限制的相关政策为我国汽车产业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，使我国汽车产业与跨国汽车企业的关系就如生态圈中的进化一样，由最初的依附、随后的共生，到未来的共同进化。《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》虽然提到有序放开合资企业股比限制，但是在外资股比问题的基本原则方面应顶住国际压力，越放开得晚越有利，它也应成为我国未来在国际谈判中的重要筹码，因此放开汽车股比问题必须非常慎重。当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外商投资的放开，以及愈来愈明显的合资热，已经引起了很多业界人士的担忧。

　　编辑：李卿